反右中的鄧小平：劃定右派，一言九鼎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鄧小平有怎樣的態度和角色？〈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遲遲不出台，背後又可能有着什麼用意？在對於《中國青年報》總編輯張黎群的處理上，田家英、胡耀邦、鄧小平之間又有怎樣不同的態度？

台灣學者鍾延麟在其獲獎著作《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一書中，作者認爲鄧小平在「反右」運動中起着「一言九鼎」的決定性作用，甚至他對「右派分子」的圈定上比毛還廣、還多。

今天奉上這本書中「右派的劃定問題」一節，看看鄧在五七年「反右」運動中的角色與面貌。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鍾延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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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的劃定問題

鄧小平在運動中的一個重要角色，就是在劃定右派上所具有的巨大權限。

首先，鄧小平主持制定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中共中央在6月8日正式通知全黨在運動中須同時進行「反右派」，但是對如何劃分右派，卻遲遲沒有正式發給一紙說明文件。6月19日，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正式公開發表（其在此前隨著運動的發展而有多次修改，最後確定的內容與精神，乃與毛講話時的原稿大相逕庭）。文中雖提出六條區分「香花」和「毒草」的政治標準，但其「還代替不了劃分右派的具體界線和具體標準」。7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統戰部〈關於劃分左、中、右的標準的建議〉，其內容「雖然具體了些，但仍較空泛，不便於掌握」。由於中共中央沒有針對相關問題制定一專門的政策文件，處於運動前線的地方黨委，不得不「自力救濟」。例如：9月12日，中共廣東省委整風領導小組宣稱在根據「正確掌握毛主席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報告中的六條政治標準和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的建議意見」的精神下，擬定劃分右派分子的八項具體標準草案，「作為機關內部排隊時的參考」。

在金秋時節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期間，有關劃分右派的標準問題，也成為分組討論中熱烈談論的焦點之一，甚而出現「建議中央快一點制定出一個右派分子的標準」、「大家認為須由中央頒發一個統一的標準」的聲音。或強烈感受到與會人士對劃分右派標準的殷切要求，10月9日下午，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就整風運動等問題作總結發言時，表示中央不久將提出一個草案。事實上，鄧小平在全會期間就在加緊相關政策文件的審閱與討論工作。

10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此時距「反右派」開始已超過四個月，可說是「千呼萬喚始出來」。薄一波晚年指出：「明確具體地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下達晚了」，乃是「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的三個主要教訓之一。然而，整個運動的發展，全然是在中共中央——特別是毛澤東、鄧小平所緊控下進行的。毛、鄧何以姍姍來遲地發出該〈標準〉？難不成習於領導政治運動的他們會不知道它對運動熱度與走向的影響，抑或是他們冷眼地任運動自流？對此可能的解釋是：毛澤東與鄧小平乃有意為之，因為中共中央若太早下發相關的指示，一方面恐會對運動的積極分子綁手綁腳，無法讓之盡興地施展拳腳，從而減損他們對運動的熱情；再一方面，各級黨幹也會過早地將心思移轉至如何處理那些套用中央標準即可算是「名符其實」的右派，而不再去積極地自行摸索、查找「隱而不顯」的潛伏右派。運動方被炒熱的氣氛可能會因此冷卻下來。

1957年國慶遊行中的反右標語

另外，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下頒後，如前所述地，1957年秋冬，被中共打為右派的人數仍持續攀升，甚至有更猛的趨勢。這固然最主要與運動擴大範圍有關，但也突顯出在引導運動上，該〈標準〉所起作用的有限。薄一波對此的解釋為：該〈標準〉中雖有正確的內容，「但在當時強調反對『右傾情緒』的氣氛下，卻是很難做到」。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是該〈標準〉無法克服的內在缺陷——中共在運動中採取的是「以言治罪」的辦法，鄧小平對於右派定罪的標準，無論制定得再怎麼細密，也有讓各級經手黨幹主觀詮釋的餘地與隨意曲解的空間。

該〈標準〉對於應劃分右派分子的規定有六點：

一、反對社會主義制度；

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

三、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

四、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

五、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等；

六、為前述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等。

其各點下面雖再列有一些細項，但仍都是抽象性的原則。鄧小平在該〈標準〉中還別出心裁地用負面表列的方式，規定出六種「其錯誤應予批評糾正，但不應劃為右派分子」的情形。但也存在類似的問題，也就是內容有模糊性，最後只能端賴單位主官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鄧的「美意」自然也大打折扣。

其次，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對於劃定右派問題，手握「生殺大權」，能夠審定下級機關報送請求批准的運動「戰果」。

除非是毛澤東直接關注的對象（其多半是著名人士，為數不多），作為中央書記處之首的鄧小平，具體到特定的部門與人士時，通常可一錘定音。例如：與毛澤東認識多年的丁玲、馮雪峰，其之「入罪」，非得毛首肯不可；但是以丁玲為首的「集團」，其成員人數的多寡，鄧小平可拍板決定。在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李慎之是否應被劃為右派的問題上，社長吳冷西本來想試圖保住李，不料在開會時，鄧小平拿出資料向與會者表示：「請大家看看有關李慎之的這份材料，對這樣嚴重的右派言論，新華社還有人說李慎之是位很有才華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大家說說，李慎之究竟該不該被定為右派分子？」吳冷西只好噤聲。李慎之在鄧的發話下即被劃作右派。由於毛、鄧關注面寬窄的不同，甚至可以說，在運動中由鄧小平圈定認可右派的範圍與人數，恐比毛澤東還廣、還多。

李慎之（1923年8月15日－2003年4月22日）

從「共青團」所屬的《中國青年報》劃右派問題上，也可見鄧小平「一言九鼎」的權威。《中國青年報》在運動鼓勵「鳴放」階段，在社長兼總編輯張黎群的身體力行下，提出不少前衛、甚至挑戰性的觀點。「反右」開始後，該報一下子淪為所謂的運動「重災區」，張黎群更成為團內運動積極分子的眾矢之的。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央書記處也對張黎群的問題進行了討論。

由於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事前曾求見鄧小平替張黎群說項，甚至予以保證，多少對鄧造成了影響。再加上，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與張熟識，了解其為人，在向中央書記處匯報時也刻意對張保護，例如：中央書記處討論張案過程中，對於張黎群被指控曾公然表示「我們的報紙不能當作傳聲筒、翻版書、留聲機」一事，鄧小平詢問道「他〔張〕怎麼能這麼說呢？」，胡耀邦機警地為張緩頰：「這是糊塗俏皮話，意思是報紙不能辦得上面怎麼說，下面也怎麼說。」鄧小平聞後表示：「這是個糊塗人，總編輯就不要當了。」最後，張黎群雖受黨內嚴重警告、並被撤銷團中央常委職務，但畢竟倖免被打成右派。

張黎群（1918-2003）

「共青團」內的運動積極分子本不願對《中國青年報》鬆手，還是硬要喊打，直至鄧小平做出如下表示：「對於《中國青年報》，大家有些意見是對的，但是要說清楚，報紙沒有照右派、照資產階級方向去辦。」事情方告平息。否則，團內因運動而被整的人數只會更多。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克實後來就語帶感謝地表示：「57年《中國青年報》問題那麼大，還是總書記保護過了關。」「文革」期間，紅衛兵即批判鄧「庇護《中國青年報》過關」。

從鄧小平口中「虎口餘生」的幸運者，張黎群自應不是唯一的案例；但是經鄧親自認可而墜入右派「深淵」者如中央高級黨校報送的蕭魯、新華社的李慎之，必然也不在少數。由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定案的右派案例，又會被下一級黨委當作「標桿」，亦即成為其在審議相關政治嫌疑犯應否被劃為右派時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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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的鄧小平

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

鍾延麟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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